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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名家观点
01
近年来,全球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了由“全媒”、“融媒”向“智媒”、“浸媒”的更新迭代。从早期的“传感器新闻”、“机器人写作”到虚拟/增强现实技术(VR/AR),再到人工智能(AI)精准推送和区块链技术,我们或许正在经历人类传播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技术变革期。眼花缭乱的新技术纷至沓来,引发了媒体在内容生产到传播层面的全方位变革。在爆炸式的增长逐渐趋于稳步发展时,学界和业界开始对这些新兴技术手段的“双刃剑”效应进行反思甚至于“否思”,力图厘清技术逻辑主导下的传媒变革将会把人类带向何方。
——史安斌 王沛南《2019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五大热点话题的全球访谈》
02
互联网的发展已经由最初的网络化演进到今天的智能化发展阶段。可以预见,未来互联网发展和竞争的高地就是对于广域网络空间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实现其价值匹配与功能整合的高度智能化。这是社会生产方式和运作方式以及“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这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下一轮次的互联网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新的“风口”。
——喻国明 兰美娜 李玮《智能化: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兼论“人工智能+媒体”的基本运作范式》
03
衡量未来新闻业好坏的标准,仍是媒体职责的履行程度,如社会环境的监测能力、舆论监督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文化传承能力等。在这些方面,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媒体技术既有助于扩展我们的某些能力,也可能放大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既已无法逃避技术,就只有提高我们对技术的理解与驾驭能力,才能避免未来成为机器的奴隶。未来新闻业的走向,仍然在人的手上。
——彭兰《更好的新闻业,还是更坏的新闻业?——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的新挑战》
04
这样一种打破传媒业旧边界所形成的新版图、新格局,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是更好还是更糟的传播?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但就像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所指出:
“人类既是技术元素的主宰者,也是它的奴隶,我们的命运将是保持这种令人不快的双重角色。所以,我们将始终对科技存在矛盾心理,难以做出选择。可是我们的担忧不应该包括是否拥抱科技。
我们已经不只是拥抱,而是与它共进退。从宏观意义上说,技术元素正沿着它的必然进程前行。而在微观层面,意志决定一切。我们的选择将是与它一起进入同样的轨道,为所有人与事物增加选择的机会,并且给科技的具体形态赋予优雅和美丽。”
——彭兰《未来传媒生态: 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
短视频
名家观点
01
移动端短视频和直播的传播,以移动智能终端为接收终端、以声画结合的视频为传播媒介。它们融合了视觉和听觉符号,兼具文字、声音、动态画面、静态图片等多种载体的多模态话语,与单调的文字相比,更加形象直观,可以实现即时传播,有着更丰富的表达意涵,带来更多趣味和吸引力;与静态图片相比,更具内容上的动态性,能够更好地还原现场状态。与传统视频相比,移动短视频随时随地传播,信息浓缩,“直接与社交平台连接,发布速度快,集生产与分享于一体”。
——徐丹 李倩《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短视频与直播》
02
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增长、智能手机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与宽带的普及、短视频拍摄与编辑等硬件和技术的提升,是移动短视频发展的外部动因;社交化视听场景,碎片化、分众化,订制化的精准推送,是其内部发展的逻辑。外因与内因联动成就了今天的这种热度极高的新媒体形式。——陈力丹 夏琪《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
谣言/假新闻/后真相/反转新闻
名家观点
01
“后真相(Post-truth)”这个词,被《牛津词典》选为2016年度词汇。在这个词里的“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这个词反映的是当今的一种典型状态,那就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或者说,今天的人们不再追求事实与真相,而是容易被各种情绪、情感所煽动。
——彭兰《更好的新闻业,还是更坏的新闻业?——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的新挑战》
02
此概念具体是指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当下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乃至阴谋论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的观点或偏见,或为攻讦抹黑对手,或为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受众在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日趋消解的状况下,难以个人能力辨别观点真假,往往服膺于社交媒体“小圈子”中散播的情绪、立场或刻板印象,从而做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主观判断。
借助于社交媒体海量传播的“后真相”使得西方主流社会引以为傲的“知情的民主”最终演变为“盲情的媒主”,导致“黑天鹅”式的事件和人物频出成为政坛的“新常态”。
——史安斌 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
03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重归部落化。社交媒体平台为“部落化”提供了硬件,机器算法信息推送为“部落化”提供了软件,信息茧房带来了人际关系“茧房化”,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情绪宣泄与共鸣,换言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等负面效应加剧社会关系的“茧房化”。由于“茧房”内部的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每天得到的信息大多经过了“立场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事实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是故意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闻或资讯的内核,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主观性的内容通过修辞、虚拟、煽情等手段被包装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观点,掩盖了真相自身。
——李彪 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
04
社会的维系与发展离不开信息,而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传播与意识形态构建必然受到网络技术发展的影响。WEB2.0时代,各种网络应用技术的创新和普及,迅速地解构原有的媒介生态环境,在信息生产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信息流程中,网络技术悄然改变着人们观察世界和审视世界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反转是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林凌 朱芳婷《新闻反转背后的逻辑》
05
平心而论,感性大于理性、谣言超越真相,决非这个时代独有的病症,而是伴随数千年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传播史的固有命题。从中世纪欧洲的“猎巫”迷思到近代中国的“叫魂”恐慌,理性与情绪、事实与偏见的战斗从来都没有停止。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由技术革命推动的传播革命,使得“草根”和“民众”的信息获取能力、传播能力得到空前强化,也使得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弱点被显化、放大。
需要考量的是,“后真相”被作为一个命题再次提出,背后的传播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技术特征,具体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王舒怀《后真相时代谁动了我的“事实”——基于移动互联网传播技术特征的分析》
非虚构写作
名家观点
01
如今,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我们被围困在无边的信息海洋,冗余信息、口水信息、虚假信息泛滥成灾,以至于信息营养被严重稀释;另一方面,很多重要信息和有价值资讯的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那些关乎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的资讯时常稀缺。或者说,在海量的廉价信息、口水信息的倒灌之下,有限的有价值信息被大幅度稀释,给人的总体感觉,如今的资讯质量大面积贬值了。在这种情境之下,仅靠既有新闻力量难以接纳被迅猛打开的现实世界,需有新的新闻力量的策应和声援。从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的出场就显得特别必要了。
——张涛甫《非虚构写作 :对抗速朽》
02
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兴起,反映了读者对传统写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锐度、广度与深度不满意,渴望一种新写作方式反映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也反映了媒体人与普通人希冀记录生活、理解生活和反思生活的一种理念。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非虚构作品有了更多的通道发表于传播,而广大普通人的写作活动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故事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写作领域即将展开的可能是一场关于文字世界的“新纪录运动”。
——刘蒙之 张焕敏《非虚构写作:内涵、特点以及在我国的兴起动因初探》
中央厨房
名家观点
01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转型中,纷纷进行“中央厨房”式的采编流程再造,期待通过这种模式的创新,推动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以达到强化传播力和探索出新的商业模式的目的。但各地各媒体在创建“中央厨房”的探索中,应多点理性思考,不能一哄而上。“中央厨房”是个系统工程,各地媒体在构建中需明晰自身优势所在,在构建中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最终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并做到传播力与商业模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
——范以锦《“中央厨房”产品不是终极产品》
02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既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又有走向融合的趋势。新老媒体在竞争中相互渗透、彼此交融,这种信息变革的状态前所未有,信息呈现形态、媒介工具都出现了巨大的融合,呈现出全媒体的形态。正是基于此,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方式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全媒体“中央厨房”的内容生产机制与协调方式是一个创新之举,无疑成为传统媒体生产机制和方式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传统媒体借机激活内部要素的一个重要手段。
——曾祥敏 朱玉芳《全媒体中央厨房的发展路径和常态化趋向》
粉丝文化/粉丝经济
名家观点
01
伴随着社会化网络的发展,粉丝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粉丝亚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也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关联与互动,由此构建了可以无限延伸的粉丝经济产业链。其中,传统的围绕明星和文本的粉丝经济模式实现了跨界的商业整合与多元的产业拓展,而新兴的社群经济更是将粉丝的消费力、传播力及生产力都纳入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中,开创了以连接和协作为内核的合伙人商业模式。
尽管粉丝经济方兴未艾,但其在瞬息万变的产业融合浪潮中仍然面临着风险和考验,而粉丝经济模式的发展成熟更是任重而道远。
——蔡骐《社会化网络时代的粉丝经济模式》
02
互联网的崛起,正日益改变着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和社会关系结构,形塑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互联互通的社会化网络。社会化网络的兴起依托于数字革命的演化,其通过人与人的相互连接创建了一个无远弗届的信息网络兼关系网络,并以此揭开了新时代媒介文化变迁的序幕。纵观当下,各具特色的圈子化部落在分裂与融合之中并行生长、争奇斗妍,小清新、恶搞、粉丝文化等从小范围的标新立异逐渐走向大众化、日常化乃至主流化。
这种种现象都在宣示,在万物互联的社会化网络时代,人类的“整体生活方式”正悄然且快速地发生变化,由此形成的全新的媒介文化已成为重要的时代景观。
——蔡骐《社会化网络时代的媒介文化变迁》
数字鸿沟
名家观点
01
新媒体的出现使知识传播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知识不仅以学校课程等方式进行传播,还可以通过更容易让学习者接受的图文音像、游戏等多种新媒体形式,利用学习者的任何碎片化时间,融入学习者日常生活情境,以更广泛的社会化方式来传播。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智力资源被聚合在网络上,形成强大的“全球脑”。这种人工智能将独立于人类,作为一种资源被有形化存储、渐近式累积、社会化传播。这将实现知识与智能的全球化流动和利用,人类的文明与智慧形式将会有极大不同。
——谢新洲《新媒体将带来六大变革》
02
自“平民化”以来,其重构信息传播、言论空间乃至社会组织的力量在被充分预言的情况下业已实现,其方式就是“连接一切”。然而,即便如此,在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由于基础设施、网民上网能力、信息传播的基本介质等方面的差异,互联网的“连接度”总是存在差别的,既体现为同一时间内不同群体、阶层、地区、国家之间的差异,也体现为在互联网不同的发展阶段整个社会总体连接水平的差异。
连接度的差异导致了机会资源的不均、人群趣味的差异以及个体对他人的无知——但也有一些区隔主要不是由技术而是由人自身造成的:虽然在理论上普通人都能够通过各种信息手段接触多元的信息和复杂的现实,但实际上却由自己所属的民族、阶层、代际、喜好等因素主宰,长久停留“回音室”里。
—— 胡泳 陈秋心《弥合鸿沟:重思网络传播的“去区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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